“潮州湘橋好風流，十八梭船廿四洲。廿四樓臺廿四樣，二只鉎牛一只溜。”這首流傳于潮汕地區(qū)的民謠，吟唱的正是廣濟橋的風貌，而這座橋，也恰是潮汕文化和精神傳承的生動縮影。

　　清道光二十四年（1844年），少年陳旭年手握母親熬夜織就的浴布，提著一摞甜粿，踏過廣濟橋，登上南下的紅頭船。淚水被他用浴布悄然拭去，留下的是一份堅韌與不舍。60年后，功成名就的他自南洋歸來，廣濟橋再次見證了他的身影。陳旭年在馬來西亞留下“陳旭年街”，在新加坡建成“資政第”，其故事成為潮人奮斗史的經(jīng)典注腳。

　　廣濟橋見證了一代代潮籍企業(yè)家，如蟻光炎、潘伯勛、謝國民等外出拼搏、回饋鄉(xiāng)梓的身影，也傳頌著文化名家賴少其、陳復禮、饒宗頤等眷戀故土的情懷。這座橋所凝結的堅韌、精致、崇文、重商與開拓的精神，在潮商身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(xiàn)。

　　韓江水流湍急，暴漲暴落，在此建橋，難度極大。據(jù)史載，韓江屢屢決堤，宋元明三代受災頻繁。自南宋乾道七年（1171年）始建浮橋，至明正德八年（1513年）形成“十八梭船廿四洲”的格局，廣濟橋的修建歷時三百余年，屢毀屢建，終成世界上最早建成的啟閉式橋梁之一。這般韌勁，在世界建橋史與族群奮斗史上均屬罕見。

　　廣濟橋不僅是一座交通樞紐，更是一個融入日常生活的場所。清晨，菜農(nóng)推車過橋叫賣青橄欖；午后，導游向游人講述“仙佛造橋”的傳說；深夜，有人倚欄聽潮，私語綿綿。此橋將千年歷史折疊于同一平面，實現(xiàn)功能與情感的多元交織。

　　與此同時，廣濟橋也體現(xiàn)出實用與藝術的雙重特性。自宋代建亭定名“冰壺”“玉鑒”起，至明代修建十二座樓臺、一百余間亭屋，其雕梁畫棟、飛檐灰瓦，極盡華麗。雖原貌不存，但2007年修復后的橋墩、匾聯(lián)、題刻，仍傳遞出潮汕文化中深厚的“崇文”特質。

　　于潮人而言，廣濟橋不僅是行走之橋，更是謀生之橋、致富之橋。作為古代鹽商輻輳之地，橋上魚肆、果行、茶鋪林立，甚至可用吊籃與江船交易，形成“一里長橋一里市”的罕見景象。潮商從此出發(fā)，北上津日，南下暹羅、爪哇，以紅頭船運載糖、布、煙，輸入米、椒、木，推動貿(mào)易網(wǎng)絡不斷擴展。僑批銀信在此集散，橋上潮語夾雜馬來話，僑商啜飲工夫茶洽談生意，商業(yè)活力盎然。

　　廣濟橋的啟閉，猶如一場力學的舞蹈，也是潮人群體命運的絕佳隱喻：“開”是向外開拓、開枝散葉，遂致“有潮水處有潮人”；“合”是向內(nèi)凝聚、團結互助，故曰“有潮人處有潮團”。這開合之間，吞吐著遠行的帆影，也重構著文化的疆域。

　　廣濟橋既連接農(nóng)耕文明與海洋文明，也承載“開”與“合”的生存智慧：開是向死而生、擁抱萬象，合是魂兮歸來、融匯傳承，而開合之間的每一次呼吸，都彰顯文明的生命力。

　　因此，廣濟橋不僅是一座現(xiàn)實的橋，更是一座文化的橋、精神的橋。它渡人往來，人亦以奮斗、感恩與回歸反哺于橋。

　　當鳳凰木在石縫中開花，花瓣如航海圖般綻開，便知真正的連接從不懼怕斷裂——因斷裂之處，正是光明照進的地方。

　　與其他著名商幫相比，潮商既無徽商之特權，亦無晉商之舊銀號體系，卻憑米糧、抽紗、雜貨等日常經(jīng)營，立足市場需求，靈活轉向，拓展南洋，展現(xiàn)出極強的適應力和拼勁。正是這種務實與韌性，使潮商群體歷數(shù)百年而不衰。

　　發(fā)跡于柔佛的陳旭年，于清同治九年（1870年）返鄉(xiāng)興建“從熙公祠”，運用潮州木、石、磚雕技藝，以慰鄉(xiāng)愁。祠成之日，他以甜粿、僑批與母親所織浴布叩首長跪，淚濕拜墊。其后他更將潮州工匠與建材帶至新加坡，仿建“資政第”，成為海外潮人的精神地標。這座建筑至今仍屹立于此，述說潮人不忘本源的集體情感。

　　只要廣濟橋在，潮人的根與魂就在。作者：韓江農(nóng)夫